《赏牡丹》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这是一首赞赏牡丹花的七言律绝。牡丹，是我国的特产，有花王、百两金等尊贵的称号，春天开花，花大而绚丽，历来得到人们的钟爱。在唐代人的印象中，牡丹是“万万花中第一流”，连和尚归仁也作诗说：“天下更无花胜此。”

宋代周敦颐概括地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难怪唐代有不少诗人写了咏牡丹的诗。刘禹锡这首《赏牡丹》称得上是这类诗的压卷之作。

唐人有许多诗正面描写了牡丹的姿色。如李白的《清平调》：“·枝红艳露凝香。”刘禹锡这首诗却从侧面来写牡丹。诗一开始先评赏芍药和芙菜。“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本来比之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诗经·漆消》就写到周朝郑国的男女以芍药相赠的欢乐场面。而同时期却不见有关牡丹的记载。所以宋代韩琦的《北第同赏芍药》写道：“郑诗已取相酬赠，未见诸经载牡丹。”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花王，把芍药当成近侍。芍药因地位下迁，被刘禹锡认为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妖娆而“无格”。

“芙菜”，即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卉。大概因为她亭亭玉立于池面之中，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她纯洁而寡情。

那么牡丹又如何呢？“唯有牡丹真国色”。“国色”，古代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用这来比喻牡丹，便把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加强了语气，“唯有”二字，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有经过比较，确认“非此莫属”的意思。

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用“花开时节动京城”作结，既反映了京城习俗，又侧面描写了牡丹：正是由于她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玩赏。

四句诗，评货了三种名花，有强烈的主观感情和鲜明的时代、地方色彩。如果说，对芍药和荷花的评价，纯属诗人自己的感想，未必能够获得多数人的首肯，那么，对牡丹的评价，却完全符合当时的潮流，说出了多数人的心声。

据传在刘禹锡稍前的李正封曾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的咏牡丹诗句。“国色天香”成了当时人们对牡丹的定评，也为后人所乐于接受和沿用。正因为如此，人们没有也不必去和诗人争论芍药是否“妖无格”，荷花是否“净少情”。相反，人们从这些评议中，还可以进一步看到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体会到诗人赞赏的牡丹其实除了姿色超群之外，还具备了高尚、合群的品格。

四句诗，褒贬了三种名花。贬为了褒，贬中有褒，贬与褒都合乎分寸。诗中为了褒扬牡丹，对芍药和荷花都有些贬抑。然而说芍药用了“妖”字，“妖”是艳丽的意思，是褒词。说荷花用了“净”字，“净”指洁净，这是沿用屈原的评价。这些都体现了诗人对芍药和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人们心目中，芍药和荷花都是有一定观赏价值的名花，诗人不能为突出牡丹而把它们说得一无是处，尤其不能把它们令人喜爱的优点抹煞掉，令人产生失真之感。

这样，对牡丹的更高的赞美才能立于可信之地。同样，诗中赞美牡丹也注意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除了用“国色”一词加以高度概括之外，“花开时节动京城”一句，简直是当时京城习俗的实录，令人玩味无穷。

四句诗，描绘了三种名花，语言的和谐流畅自不必说，拟人化和烘托手法的运用也十分成功。芍药和荷花本来无所谓格调的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一经诗人描画，竟然有了人情味。诗人再以她们楚楚动人的形象作烘托，使牡丹在较高的基点上亮相，让人一睹“国色”而浮想联翩，使牡丹的自然美变成艺术美而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这没有高强的艺术手腕，是难以有好的艺术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