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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业压力，家长的不当养育方式甚至家庭暴力，以及父母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导致孩子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易春丽从事儿童心理与家庭咨询20多年，在她的观察中，随着咨询深入，家长自身的问题、家长之间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孩子的抑郁只是这些复杂问题的表征。与成年人不同，青少年经济不独立，无法决定咨询方式和时间长短，主要依靠家长。而家长的心理创伤如果在咨询中被触痛，很可能孩子还没有好转，就提前放弃咨询。家庭咨询比个体咨询要平衡、顾及的因素复杂很多。在易春丽看来，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就像在河流下游打捞落水的人。有些人挣扎着活下来，有些人可能撑不过去。她更希望看到上游的风险点、坠落处，能提前伸出援手，而不是只能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被动地守在下游。为此我们专访了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讲师、心理学博士、儿童家庭咨询师易春丽。采写｜荷花易春丽，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讲师，心理学博士，儿童家庭咨询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卫生协会首批注册心理督导师。长期从事儿童心理与家庭咨询方向的科研、教学、咨询与督导工作。家长在家庭咨询中经常会感到不舒服新京报：根据你的观察，这两年抑郁症或者抑郁倾向，有没有低龄化的趋势？易春丽：会有。因为现在的压力传导提前了，一个最有威胁性的事情，就是中考分流。一半的孩子经过中考之后上不了普通高中。以前高考前才开始紧张，现在可能小学高年级、初中就异常紧张了。新京报：这两年心理学知识在大众层面的普及度有所提高，很多人会主动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但是青少年群体跟成年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更被动，需要依靠家长。如果孩子出现抑郁情况，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寻求帮助？易春丽：大部分都是靠家长，家长是监护人，不管医院，家长要付费的。有人觉得好像儿童的钱好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成年人自己感觉难受，可以选择长程心理咨询，但在我的经验里，如果一个小朋友来做咨询，其实他还没好，家长可能就停止咨询了。因为有些家长觉得，我在你这儿咨询两次，回家我能处理了，就再也不来了。青少年经济不独立，没有办法。而且在大城市，做一次家庭咨询对家长来说压力也很大。离家近的地方未必有好的咨询师，可能要跑很远，协调一家人的时间安排，动作很大。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大部分家长希望咨询一两次就能解决问题。但一个孩子出现问题，背后可能是积累了几年、十几年的事情，短期咨询怎么会有效果。我觉得很难。电视剧《小舍得》剧照。新京报：在你的经验当中，愿意配合咨询师，最后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的家庭，在来访者中比例高吗？易春丽：不好说。因为家庭咨询也不是全靠家长的意志就能坚持下来。因为随着咨询深入，经常会涉及家长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孩子自身的问题。在咨询的过程里，家长自己会感觉很疼，很困惑，很难受，整个过程对他来说并不舒服。所以很多家长更愿意把孩子送到那种训练营，希望直接领回来一个所谓被改造好的孩子。新京报：会不会有一个悖论，就是如果这个家长是自省的，那他的孩子可能也不会出问题。但是往往是一些比较强势、自己有创伤的家长，孩子更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出现问题后，他又期待立竿见影的改变，自己很难配合。怎样能破除这种矛盾？易春丽：我一直强调，不要等孩子出了问题再来咨询。家长能早点学习，能预防一些现象吗？所以我写书的目的，也是希望能更提前地处理一些问题。有些家长发现孩子的问题，可能选择了错误的处理方法，折腾了一大圈，最后再来做咨询，效果大体上都不会特别好。家长首先要抛弃的，就是改变能立竿见影的幻想。咨询师也不是上帝。做心理咨询就像保养车一样，应该是定期检修，不能开得快报废了，然后来检修。还要求一下就修好了，这是不可能的。一般人体检会年年做，但对心理健康的监测意识不强。青少年抑郁的成因很多，有一部分是家长养育的问题；有一部分可能是孩子自身就容易敏感，容易出问题，养育这样的孩子对家长的要求就会很高；还有一部分问题是学校造成的，学业压力大、校园暴力、老师对学生的暴力。电视剧《小舍得》剧照。学校如果整个风气不好，孩子自己没被打，但看见别人被打、被欺负，也是会有创伤的，有潜在的抑郁可能。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庭养育问题了，这会涉及很多方面，比如这个家长有没有能力和资源跟学校协调、谈判，能不能给孩子转学？最后会发现其实拼的还是一个家庭的资源。咨询室不是真空，家长的气场可能压过一个家庭里，可能会有一个改变意愿最强烈的人，未必是孩子。在您的观察中，谁主动的情况多一些？易春丽：通常情况下可能是妈妈更愿意来。但最后谁需要做出改变不好说。可能要看这个家庭里谁的问题更大一些，或者谁的权力更大一些。家庭里最有权力的那个人，可能做一点点改变，整个家庭的改变就会很大。但是最有权力的这个人，往往也有可能是咨询师不敢触碰的。尤其是咨询师本身力量比较弱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日本的咨询师，现场模拟咨询过程。有人扮演的医生，是一家之主，社会地位特别高。然后那个咨询师去面对医生的时候，明显感觉气势上就很弱了。现实中这种情况也很常见。比如一个刚开始执业的咨询师，这时候来一个大公司总裁，气势极高地坐在那儿。咨询师要去跟他说你做得不对，很可能就没有气场。一个处在高位，有权力又有敌意的人，坐在咨询室里面，咨询师不是都能应对得了。即使你能明显看出来，那个孩子之所以出问题，可能就是因为遇到了这么彪悍的父母。电视剧《小欢喜》剧照。咨询室这个空间并不是一个真空，咨询师也不一定是这个空间里最有权力的那个人。这里面的能量场一定会受到社会上的权力和等级关系影响。而且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谁付咨询费。所以除了那个人的咨询动机，还要看他的承受能力。有些问题很严重的家长，咨询师也不太敢触碰，因为他很脆弱，他下次就不来了。所以好多时候咨询会受很多因素的制约。新京报：所以处理家里问题最多、创伤最深的那个人，可能未必是家庭咨询的一个重点？易春丽：这个不好说，我们的目标肯定是针对那个有特别多问题的人做处理。有时候我们会介绍某个特别有问题的家长，去单独做个体咨询。家庭咨询不可能完成所有处理他创伤的任务。这些也不一定非要在家庭咨询里面去解决。最急迫的问题是这个孩子现实在家庭养育里遭受的那些不好的部分，这些东西需要马上解决。比如家庭暴力问题，肯定不能拖。不可能等家长的创伤处理完了再解决。所以来找我咨询，我们互动的基础要求就是家长得保证停止暴力行为。不能每次来咨询都是刚打骂完孩子，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做咨询不是为了孩子能扛住你的打击。如果家庭暴力或者类似问题持续存在的话，心理咨询的很多手段比如沙盘游戏，做的效果都不会太好。就等于孩子在做沙盘游戏的时候，每一次摆的结果都可能非常相近，都是同类问题的场景。因为那是他没办法处理环境，是卡住他的那个部分。还有一种急需处理的是外部情况。我在《上学困难，怎么办？》里提到过，如果孩子在学校遇到同学或者老师霸凌，这个东西不解决，他上学必然很困难。先得让孩子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但这对很多家长来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并没有足够的资源马上办转学，或者可能也不敢去跟老师沟通、谈判，担心孩子被报复。《上学困难，怎么办？》，易春丽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年3月。比如一开学孩子就出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假设学校是不安全的。因为如果是家庭不安全，那孩子会盼着开学，好不容易能找一个地方躲着父母了。这种不安全应该怎么处理，就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也不是家长的问题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帽子都扣给家长。新京报：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咨询中会提高家长的谈判能力，或者激发他们的自信水平吗？易春丽：我在书里写过一个案例，一个初中男生，记不住上课的内容，学习成绩有一些差，老师给他很多的压力。老师也找家长谈，说都学成这样了，你们还上什么学呀？然后家长和孩子都很紧张，觉得是不是要被退学了。我就帮他们分析，政策是怎么规定的，你孩子是这学区的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没有权利劝退你。后来这个孩子就回去上学了。就是有些后果是真实的，有的时候是想象的。年纪大一点的孩子，稍微帮他分析一下，他就能知道他害怕的后果会不会真的发生。找我做咨询的还有一些孩子，是明显有学习困难的。不是开学会感觉有压力，是从头到尾就跟不上学校节奏的。我一般都建议家长去动用所有资源找那种相对安全的环境，对成绩要求不高的学校。电视剧《小欢喜》剧照。但我发现这些家长反而特别愿意找严格的、抓学习抓得紧的老师和学校。觉得这样能提升孩子的成绩。结果出现心理问题的非常多。孩子明明是不扛虐的，还要去找虐。因为当老师、学校很在乎成绩的时候，孩子就变成了老师的一个工具。老师需要压迫你的孩子来完成他的指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能不能接受，有的学生就是写不完作业？写不完能来上课吗？如果他就是不会，也找不到人辅导、补习，那肯定写不完。个体咨询还是家庭有些家长可能会把青春期叛逆或者发育特点，和心理出现问题混淆。怎么区分这两种情况？易春丽：如果只是青春期叛逆，孩子更多只是跟家长对着干，他的社会功能并没有受到影响。比如严重的厌学，学习成绩不正常的下降，跟同学无法交往，这些都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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