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名与地貌特征地名学有这样一条通论：地名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合成，专名在前，通名在后。如在石羊场、九里堤中，“场”、“堤”是通名均后置。成都地名多以场、坝、溪、堤、堰等反映南方地理特征的语素为通名，如石羊场、浣花溪、九里堤、三道堰等。

《广韵》坝下云：“蜀人谓平川为坝。”成都人把平整的土地称为坝子，泛指面积大小不等的平地。这类词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成都平原地平的地貌特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早期地名中最常见的是用族群姓氏作为专名。例如李村、文家场、肖家坝等。这反映出我国农村居民点多以家族、宗族为单位聚居的特点。

成都老照片

说起这“文家场”，今天只是四川成都至温江区间的一座普通场镇，可这一地名却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翁和他的后裔有着渊源关系。

文翁是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县）人，汉景帝末年（公元年）时任蜀郡守。此前的蜀地文风不盛，也无官办学校。文翁为改变蜀地文风不盛的状况，在成都创办文翁石室官学（如今成都文庙前街石室中学的前身），招收各县子弟入学。经文翁力推倡导，蜀郡学风大盛，可与文化发达的齐鲁地区媲美。文翁兴学得到皇帝大力嘉奖，命天下郡国皆立学官。文翁“兴文化蜀”，开了蜀地学习教化培养人才的好风气，传扬千古。至今，成都有文翁路以资纪念。至五代十国时期（-年）的后蜀（-年），文翁的后代文谷官至后蜀御史，退官后寓居今文家场北。

查阅《十国春秋》证实，文谷是后蜀“成都温江人，汉文翁之裔”。他“笃学博闻，以词章显于世”。曾经在蜀后主孟昶时任过员外郎、侍御史、山南节度判官。所撰《备忘小抄》十卷，杂抄子史一千余事，以备遗忘。世多传写之。另据民国《温江县志》记载，文家场北原有“文谷故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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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谷弟文察，“以经学教授乡闾，为邑人师。”“文察墓，在文家场后”。文察曾孙文祚，元丰进士，积官赠中奉大夫。文察之子孙及诸从子孙为进士者，有：文振齐，温江人；文振德，双流人；文振鹭，温江人；文衡中，郫县人；文达之，郫县人；文振道、文人中、文定中、文安中，俱温江人。由此可见，有宋一代，以文家场为中心的文氏家族，不愧为温江的望族。据统计，温江县“唐进士渺无一人可述”，至宋有进士26人，其中文氏10人，占38.4％，所以有评论说：“彼文氏诸族科第可谓盛矣。”

清前期，安谷场更名为文家场，以文氏的姓氏命名，可见此地文姓人口较多，其中无疑与文谷及其后裔密不可分。

成都有的街道是以街道的地形地势特征来命名的。“金河”以前写作“襟河”，由于河道的走势是从城内斜着流出，形状宛如飘荡的衣襟，因而取名为襟河。唐朝时期西川节度使白敏中将襟河改为金河。临金河的这条路就被称为金河街。再比如三倒拐街。得名于从纯阳观到岳府街一段总共要倒三个拐；东、西丁字街，是因街道形状像丁字；西月城街的得名是因为当时城外有一个月牙形的城墙，西则是用来表示地理方位。其他如叠弯巷、宽巷子、窄巷子等．也都是按照街道的自然态势和形状来命名的。

成都地名中出现了大量表示次序的数词以及表示方位的东南西北中和前后、上下、正顺横。按照方位对称来给街道命名便于命名、识记方位，也体现民众重视格局整齐和方位对称的心理。街道常常以某一建筑物或标志事物为基点，形成了东西南北前后对应出现的命名形式。如以成都府文庙为中心的文庙前、后、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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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名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与“水”关系密切。成都水资源丰富，既可保证水利灌溉，又可开展河运交通。成都有此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才逐渐形成长江上游第一大城市。其中高频语素有表示民居聚落的“街、巷或巷子、里、路”，与古城有关的“都、城、府、署”，与水文地理实体有关的“桥、井、道、池、塘、堰、坝、碾、江、河、湾”等。在地名中与水相关的高频语素反映出成都历史上河道桥梁、沟渠水井星罗棋布的景象。如：水津街地处锦江与府河汇合之处，“津”即渡口，成都河道上可设码头，可见当时成都内河航运发达。以河流命名的街道有金河街、西御河街、河边街等；市内的荷花池、莲花池、下莲池、自家塘、方池街都与池塘密切相关；以桥梁命名的地名则更为普遍，比如洗面桥、万里桥、青石桥、桂王桥、卧龙桥、宋公桥、青龙桥、安顺桥、二仙桥、送仙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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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名中与植物有关的语素有“芙蓉、莲、桂、槐”等，共计50余处，多数地名皆以街内特有的树木命名。明皇城东侧遍植梨树，形成街道就命名为梨花街；槐树街、干槐树街以及双槐树街都是因街中种有槐树。成都的别称“蓉城”得名于后蜀主孟昶在蜀地遍植木芙蓉，花开时节满城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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